1983年，黄维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时，偶然遇见了昔日的部下廖运周。廖运周曾是他麾下的一员猛将，然而黄维见到他时并未感到丝毫的高兴，反而怒火中烧，甚至连正眼看都没看他一眼。那么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这段曾经深厚的军中情谊变得如此破裂呢？
我们要从1938年武汉会战说起。那时，抗日军队在武汉成功围歼了日军松浦师团。为了解围，日军迅速调派增援兵力。为了防止日军顺利突围，守军一边设法堵截敌军，一边迅速收缩包围圈，目标是彻底歼灭松浦师团。廖运周所率领的656团在此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成功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，缴获了大量战利品。
为了进一步重创日军，廖运周决定向其他部队借调重型武器。黄维的部队恰巧就在附近，且黄维部队拥有相对较为齐备的炮兵。于是，廖运周带着缴获的战利品前来拜访黄维。虽然两人初次见面，但廖运周与黄维同为黄埔军校的校友，这层共同的背景让黄维热情接待了他。在闲聊中，黄维得知廖运周还是自己老同学的弟弟，顿时让两人之间的关系更为亲近，廖运周也顺利借到了8门重炮。
展开剩余80%这8门大炮，配合上廖运周指挥下的英勇战士们，帮助他以一个团的兵力成功牵制住了日军的一个师团，摧毁了20多辆坦克，歼灭数百敌军，而656团居然未出现任何伤亡。廖运周凭此战一举成名。黄维眼见廖运周如此能干，又是黄埔一脉的后辈，遂决定将他纳入麾下，准备培养成自己的得力干将。谁曾想，这个决定最终却成为了黄维的一个巨大隐患。
到了淮海战役爆发时，黄维作为国民党主力部队之一，带领12万大军浩浩荡荡前往徐州，廖运周也在其中。为了彻底歼灭黄维的部队，我军精心策划了一个“口袋阵”，在黄维进入包围圈后，截断他的后路，实施围歼。黄维军团很快落入了我军的陷阱，损失惨重。
虽然黄维起初有些措手不及，但他毕竟是经历过无数战斗的老将，很快便冷静下来，并做出了决定：发动突围。此时，黄维的军队依然保存有较强的战斗力，而我军阵地尚未完全稳固，他判断突围的成功机率极高。为了增强突围的机会，黄维决定从各军挑选精锐部队，其中廖运周所带领的110师被选为主力，负责打头阵。
面对这个充满危险的任务，廖运周主动请缨，让110师走在最前头，带领大军突围。黄维被廖运周的勇气打动，立即同意了这一安排，并承诺给予他任何需要的武器装备支持。在出发前，黄维不舍地为廖运周送行，并赠送了自己珍藏的美酒，这一场“壮烈”的突围似乎让人感动。然而，廖运周内心毫无波动，他此行的目的并非“突围”，而是为了起义。
就在黄维等待着廖运周带来胜利消息时，廖运周却与我军王近山将军一起坐在敌方阵地上把酒言欢。这一消息传回黄维营中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完全无法接受这一事实。黄维不仅损失了大量精锐部队，还丧失了许多先进武器。这让黄维痛心疾首，愤怒地将廖运周称作“党国叛徒”，并指责他为“不折不扣的小人”。
其实，说廖运周“起义”并不准确，从某种角度看，这更像是他“回归”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。早在1927年，廖运周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参与了南昌起义。虽然起义失败，他随后进入冯玉祥部担任上尉参谋，开展地下工作，并逐渐在国民党内部得到了升迁。一直到1937年，廖运周才恢复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，并继续为抗战贡献力量。
实际上，廖运周的起义计划早在1946年就已设定，但由于他被派往淮海战场，计划被暂时搁置。然而，随着战局发展，我军意识到，廖运周若能在黄维兵团内部发挥作用，将会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。因此，他被安排与黄维进行一番“战略合作”，而他的110师被指定为突围的先锋。
黄维仍然误以为廖运周正在顺利突围，甚至不时向他表达祝贺和感激，完全没有察觉到廖运周此行的真正意图。为了顺利起义，廖运周需要削弱110师内部的“反共”力量。幸运的是，他成功地将反共势力中的李振武调走，任命金汉章为330团团长，为起义铺平道路。
经过精心的安排，110师终于在敌军重压下成功实现了起义。廖运周带领的队伍也彻底摆脱了国民党束缚，重回中国共产党怀抱。
战后，黄维被俘并送往功德林接受改造。不同于其他被俘的将领，黄维在功德林里一直没有放下他对蒋介石的忠诚，甚至提出要设计出一架“永动机”。即便如此，我党仍展现出宽容，派出了专家帮助他研究，甚至周恩来亲自审阅了他的设计图纸。经过长时间的反思，黄维最终逐渐转变了思想，并被特赦出狱，后来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。
当黄维与廖运周再次相遇时，他的内心依然充满了愤怒，始终无法原谅昔日部下的背叛。每当两人见面，黄维总是怒目而视，不与廖运周有任何眼神交流。然而，廖运周并不在意这些冷漠，他主动找到黄维，回忆起曾经一同浴血奋战的日子。慢慢地，黄维被他真诚的话语打动，开始放下了心中的积怨。
廖运周经历了20年如一日的坚守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胜利。1955年，他被授予少将军衔，直到1996年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3岁。他的坚持与勇气，最终换来了属于他自己的荣誉和荣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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